为何清洁和绿色的商业模式有利可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证据表明,对于企业来说,保持清洁和绿色是有利可图的。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个关于经营环保和社会责任企业的商业案例。
那些提倡可持续性的专家通常会提到成本降低、增强盈利能力以及从可持续运营模式中获得的回报增加等好处。
例如,能源节约通常被视为企业的一大优势,通过采用来自所谓“清洁”来源的能源,企业可以显著降低成本。
这些包括太阳能、水力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通过堆肥废弃物来生产生物质能源。
由于这些能源和电力来源比煤炭和石油等“脏”能源便宜得多,因此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企业可以通过这些相关成本降低而受益。
确实,光伏电池在太阳能方面的进步、风能的吸引力以及内部堆肥在生物质能源方面的效率,使得这些能源单位的成本比非可再生资源更便宜。
商业的责任也是可持续性
不久前,在传统的意义上(尽管四十年在这些24/7的时代里似乎已经很久远了),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位已故的新自由主义倡导者曾宣称,“企业的责任就是企业本身”或意味着公司必须更加关注其底线,而不是参与花哨的CSR(企业社会责任)。
正是基于这些话,整整一代的商业领袖被灌输了一个观念:可持续性是为其他人准备的,是绿色运动活动家的事情,因此他们抵制任何强迫他们采取更清洁、更绿色的业务实践的努力。
虽然在199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可持续性再次成为焦点,但特朗普总统于2016年当选后,以及随后他的政府撤出气候变化协议(即巴黎协定)和其他类似行动,导致了新的一波恐慌,不仅让活动家感到担忧,也让许多领先的商业领袖和思想家对未来地球的命运感到忧虑。
最近一周,这种担忧再次显现出来,因为联合国发出警报,全球气温上升及其对我们物种的影响。
活动家、投资者和全球司法行动
因此,我们现在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对可持续性的行动不再是奢侈品或必要性,而是我们仅存的生存机会。
话虽如此,鉴于许多公司的顽固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都有一些遵循可持续做法的企业从中受益。
此外,可持续性也因活动家的联合行动以及政府和司法机构(如印度国家绿色法庭)的强制措施而被强加给许多公司。
除了这一点,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一些以前的肮脏业务实践有机会利用技术创新,不仅确保可持续性,还可以在交易中降低成本。
例如,电动汽车、自动驾驶汽车、超级高铁和基于应用的聚合公司有可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且同时保持盈利。
极端气候事件、灾难资本主义和预防优于治疗
气候变化的一个明显证据是美国飓风的日益猛烈以及世界各地的气旋和龙卷风。
这些“极端”气候事件还导致严重的干旱、严寒的冬季和酷热的夏季,对工业和企业造成损失,包括由于疾病导致的人工时损失、基础设施因天气事件而遭到破坏造成的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的损失,以及同样导致更多损失的全球供应链中断。
鉴于采取气候变化行动可以减轻这些损失,还有什么比投资清洁和绿色实践更有说服力的可持续性案例呢?
当然,有些人指出这样的事件为企业提供了从灾难中获利的机会,即所谓的灾难资本主义,其中重建基础设施和社区的机会确实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提议。
另一方面,预防胜于治疗,研究表明,累积的气候事件损失往往会超过任何收益,那么可持续性的答案就显而易见了。
不可逆转的转折点
最后,正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天气和气候变化模型表明我们已经过了不可逆转的转折点,因此我们只能限制损害。这本身就促使企业向可持续发展迈进,并采取他们必须采取的方向。
在结束之前,我们想提醒读者的是:我们不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地球,而是从子孙那里借来的。因此,商业领袖有责任为后代创造一个宜居和宜人的环境。既然可持续性本身也是有利可图的,那么选择就在我们自己手中。